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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体小说——夫妻OR姐妹

(上)

作者——李梅

 

[作者提示: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果碰巧有雷同或相似之经历,实属巧合。本故事是为CD姐妹专门编写的,因此本人只作为节日礼物,奉献给亲爱的**、星空两个社区。在写作过程中,参照、借鉴了一些其它CD作品。为此,本人向这些作者表示感谢!并向曾提供过边境易货信息的北荷致谢!如有转载,请务必征得本人的同意。切记!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写得匆忙,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姐妹在阅读之后提出意见,以便补正。另外,对本作品的篇名,总觉有些不妥,请各位高人指点。我先在这里有礼了(万福)!]

快到中秋了。
这是我离开家乡,走进这喧闹的都市的第十六个中秋。
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洒进室内,洒在床上,斑驳陆离。

我很少失眠。但是今天,我失眠了。
夜深了。我深情而又愧疚地望着熟睡中的妻子。窗格分割的月光透过纱帘映在她的脸上,是那么白皙、那么安详。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她牺牲了十年做母亲 的心愿,错过了生儿育女的最佳时段,直到三十八岁,才生下我们的一双女儿。
我下了地,轻轻地走到女儿的房门口,推开一道门缝,看看熟睡中的两个女儿,圆圆的小脸蛋儿甜甜的,好象在梦中笑。女儿即将5岁,天真快乐,可她们还不知道爸爸是谁。我这个爸爸每天与她们母女一起生活,却只能被女儿叫大姨,心里总是莫名的恐惧。想到孩子就要上学了,以后还会一天天长大,我再也睡不着觉。孩子在渐渐长大,我这样的生活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开始想念家乡,怀念起小时侯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小小的山区林场了。
看一眼熟睡的爱妻,我悄悄地走进书房,打开了电脑……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个挨饿的年代。

在中国的东北边陲,大、小兴安岭就象一个大大的“人”字伫立在黑龙江的内缘。而在这“撇”和“捺”的腋窝下,古老的斡嫩河静静地流淌着。在她的身边,坐落着女真人建立的古城——密尼亘。我的家乡——XX林场就坐落在离古县城只有百十公里的茂密的崇山峻岭之中。
爸爸说我的祖上曾住眉县,现在我们住在江边,就给我取名:“李湄”。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赶上了那个动乱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是最最时髦的词汇。正是这时髦的词儿给我带来这一生的不寻常的经历。
父亲是5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时侯,保皇派、造反派都想争取他,让他写个大字报、大字块、发言稿什么的,直到有一天,父亲写大字块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偏偏写丢了个“不”字,成了“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下我的名字成了他的僭语:“李湄(理没)”——“没理(没李)”。这下可惹了大祸。造反派当时就把父亲扯上台揪斗。由于父亲拒不承认是故意所为,被造反派一顿殴打,气息奄奄。待母亲闻讯赶到,他已经气绝身亡。母亲此时哀痛致极,一怒之下要去找造反头子算帐评理。山里的造反派也从没见过这种事情,一见人被打死了,早就都缩的缩、跑的跑了。母亲找不到造反派头头,步行了百十公里山路,来到密尼亘林业局,可林业局领导也早已被打倒,找法院,法院也被砸了牌子,没人管事了。母亲有冤无处伸,就走到江边寻了短见。我成了孤儿,也成了革命后代的革命对象。
山里的人家是淳朴善良的。尽管这时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家家的布票也不够用,我却没有挨过饿、受过冻。我成了孤儿,没有了自己的家——那个家我是不敢回的,一个人好怕。但是我却有了更多的家。我吃上了百家饭,穿上了百家衣,素的、花的,有哥哥的、姐姐的,连裙子也穿,偏大襟的女袄也穿,有的婶子、大娘、姐姐喜欢我,有时还给我扎蝴蝶结,涂个红脸蛋儿,脑门上点个红痣什么的。
小孩子不懂事,却极会模仿。受了大人的影响,小孩子们也分成若干派别,彼此打斗。我是孤儿,没有哥哥姐姐护着,所以会经常被几派小孩瞒着他们的父母抓去当“王光美”或者“反革命狗崽子”轮流“批斗”。我渐渐习惯于逆来顺受。
复课了。我也该上学了。林场革委会发给我一个军用黄书包,一打铅笔、一块橡皮、两个白纸本,书是老师亲手油印的。我记得开学时没有仪式,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天天耳闻目睹,我早都会念了。山里学校孩子不是很多,办的是复式班,我们班是一~三年级,2、30个学生。老师是男的,姓张,凶神恶煞似的。我的同桌是个女生,三年级,很厉害,老师让她当班长。她很爱护我,连她的弟弟(同班)也不准碰我。当我穿男孩衣服的时候,管我叫“小弟”;当我穿花衣服时,又叫我“老妹儿”。她不在的时候,一些男孩子一看到我穿花衣服上学,就起哄,还推我进女厕所,不进就“过筛子”。我打不过他们,于是就哭。他们就哈哈大笑,并且更加肆无忌惮。还是我同桌来赶跑那些坏孩子。她让我告诉老师,我却不敢,怕报复。直到又有一回,那几个欺负我的学生被张老师揪耳朵扇了嘴巴子,才不再害怕他们了。林场没有中学,所以我到县城中学念书,也就不再穿花衣服、花裙子了。
那时的教育是免费的,没有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一直由林场提供。衣服是单位发劳动保护的衣服,由林场的婶子、大娘改制的。这时的我,没有第二性特征的出现,没有喉结,也没有长出胡子,没有出现青春痘。相反,脸却长得白白晰晰的。用“面若桃花、亭亭玉立”来形容我,一点也不过分,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大姑娘”。老师们喜欢我,因为我学习好,从不惹事。而且,除了学习,从不参加大的体育项目和劳动。
1978年,高中(九年级)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回到了林场,参加了工作。

我被分配在青年队里,开始是干零活,不太累。后来有人给领导提意见。那个年代长工资,要公开评选。领导也怕人家不选他,影响工资上调,所以只好让我也上山采伐、造林……我从没有干过这样的累活,很笨拙,人家都不愿意跟我分在一个小组,因为是计件生产,会影响大伙的收入。最后我自己一组,咬牙硬挺,别人一天挣2块多块钱,我只能挣6、7毛钱。但我却开始尝到了劳动的快乐。因为从此我不用人家施舍,自食其力了!劳动使我开始健壮,生活也渐渐充满阳光。我学会了与别人交往,学会了如何帮助人和如何被人帮。只是,我的脸开始变黑,手也变得有些粗糙了。
改革的春风慢慢地吹到了兴安岭。然而数十年的计划经济惯力,使改革变得缓慢而又曲折。我随着“自然增长”当上了工人,还代上了“干”,当了脱产的团支部书记。这时,港台的所谓“靡靡之音”,随着松下录音机在林场的出现而在青年人当中蔓延开来。青年人喜欢穿花衬衫、喇叭裤,烫卷卷头,戴首饰,一夜之间都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俘虏”。我也买了一条藏青色的高弹力脚登裤。我很喜欢那种兜住屁股、紧绷绷的感觉。林场领导当然看不惯这些现象,党支部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我做青年们的思想工作,甚至要处分那些带头的。而此时的我又何尝不想试试那些久违了的花衣服呢?所以,团支部“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变成了赛歌会、时装会,当党支部书记闻讯赶来时,我们正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我伸手递给书记的事先准备好的会议记录,上面记的则满是批判的字眼。光是看他阴沉沉霜脸变作晴朗朗的笑容,我的心就豁然开朗了。

1988年,组织上送我到青河市某中等专业学校进修学习。
青河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是统辖六县的行署所在地。作为一个边境城市,历史上发生过许多事件。委蛇婉转的黑龙江水,从地理上阻挡了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脚步,也冲刷掉了历史的血痕。
来到青河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到黑龙江边看一看。看看对岸那曾经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却踩在别人的脚下,心中都不免感慨万千。
我来到青河已经半年多了。因为是在职人员岗位培训,来学习的人员年龄、学历参差不齐。学习不怎么紧张,很多知识是高中课程,我都学过,比起那些同班的大哥哥姐姐,我根本不用费那么多的脑细胞。闲来无事,就经常上街遛遛。一个偶然的故事,又勾起了我的变装情结。
那是一个同学买了一本刊物,其中有《一个男性女特务》的故事,说的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培养一个男性女特务的过程。不久,又一个同学买了一本《传奇文学》,上面有一个苏联克格勃培养女特工派往西方某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本是一个男性,他和他的女朋友双双被克格勃选中,参加了特工训练。在基础训练之后,主人公与他的女友被迫分开,他被迫变性,作了“女”间谍,并和“她”的女友同时被派往西方某国从事间谍活动。故事凄凉、感人。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仿佛觉得,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我,我难过了好几天。
在那之后,我买了口红、胸罩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悄悄地戴上胸罩、涂上口红,开始了**。在集体宿舍里,还要强忍着,不能有丝毫动静。那种生活,简直要把人憋坏了。
这时的我经常穿比较鲜艳的衣服,尽管那都是男式的。头发也留得很长。一次在市内的公共厕所(当然是男厕),我蹲在厕位上方便,一个男人进来,一低头看见我却吓了一跳,掉头就逃了出去。原来他把我当成走错厕所的女人了。
一天傍晚,我正在江边信步闲逛,一个似曾相识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是她,我的中学同学?我试着叫了一声“张燕子!”那女人循声看过来:“你是……‘大姑娘’——李湄?”
真的是她!真巧!比起学生时代,她改变了许多,比如成熟、漂亮了,说话也不那么娇气了。我还记得那时桌子上被我刻了“边界线”,可她从不遵守。我用胳膊肘撞她,她就告了我的状,结果老师就批评了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老师批评呀!今天提起来,她还笑呢!
我问她现在在那里高就?她说,毕业的第二年考上了一所中专,因为父母调到青河市工作,所以她毕业了也被分到青河外贸局工作。她也问了我的情况。看来她工作很顺心,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因为显得年轻。我问她在哪儿住?爱人在哪工作?她笑起来,她说她也不知道她爱人在哪里?我说你虎哇?她说:“你才虎哪!人家还没对象呢!”
我很纳闷:凭她的条件,找个对象算得了什么?还不得扒拉着挑啊?工作好、身材好、长得漂亮,家庭呢?父母都是本地大干部,有权。她看出我的疑惑,告诉我说:“我要找的他们相不中,他们找的我又不想嫁。我要找我爱的人,他们总要门当户对,所以直到今天也没处成一个。”
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清。象我这样的,没人瞧得上,要条件没条件,孤家寡人一个,难道她那样的条件也那么费事?我想不明白!
以后,我们又碰见几次,见面免不了要聊几句,唠唠老师,唠唠同学,也唠唠自己……

中苏关系似乎发展得很快,原来的冤家渐渐成了朋友。张燕在外贸工作,消息很多,说青河正在和苏联的荷兰泡洽谈边境贸易,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
的确如此。
放寒假了,本县来的同学都回家了。我本是孤家寡人,回不回都行,回去还得搭路费,正在犹豫之时,张燕打来电话说有要事商量。我想有什么要事还要和我商量呢?我来到约好的地点,她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她撅着的嘴,就知道她等了很久了。
“李湄,边境过货了,你整不整?”她真是等不及了。
“整啥呀?”我一头雾水。
“以货易货呀!”
“咋整呀?”
“就是咱们以旅游者的身份从这边买货,带过去,到对面换他们老毛子的东西回来卖。”
“行么?”
“行!肯定赚钱。”
“可我没干过呀!再说了,我也没本钱呀!”
“这些你都不用管,你除了带货,就给我看堆儿,到那边别让老毛子抢跑了就行。”
“试试吧!”我一点都不自信,把身份证给了她,还照了快照。
几天之后。
她把我叫到外贸招待所,在一间客房里,见到了她,还有一屋子的货,什么运动服、旅游鞋、电子表、玛瑙石项链……原来这些都是依仗她人熟,赊来的货。
她一看见我,就冲我喊:“快!把衣服脱了!”
“脱?脱衣服干啥?”
“让你脱你就脱,快点儿!”
我把外套脱了下来。
“不行,都脱下来。”
“你……你要干什么?”此刻看见她已经脱衣服,我不禁毛了。
“快呀!”
“……”
她已经脱完了,又开始一件一件穿那些运动服。——原来如此。
“你快点儿。”她又催。
我学着她的样子,脱完了,直到只剩件裤衩才算拉倒,再一件一件地穿上那些运动服,一共穿了十二套,直到变成一个体态十分臃肿的“包人”。
她此时也和我一样,圆圆滚滚的。她要打包装那些鞋子等了,可她哪里还蹲得下?她不耐烦地又一件一件脱下衣服。我要脱,她说“别介,你别脱,别费事了,我一个人就行。”我服从地靠在沙发上,看着她麻利地收拾好背包。她把我先拽起来,把背包替我背上,然后从提包中拿出一本护照交给我“诺!这是你的护照,带好了,千万别丢了,丢了你就回不来了。”我长这么大,只办过边境检查证,还从没有见过护照,以前只是听说过,就翻看一下,我的眼睛一下瞪圆了:“你咋搞的?把我的名字写错了还不算,还把我的性别也变成女的了?”护照上把“李湄”写成“李梅”了。
虽然我不认识俄文,但中文我还认得,我对她发出了疑问。
“你别吵吵。你照照镜子,看看你长的象男的吗?你说话的声音象男的吗?听说老毛子对男人凶,对女人很客气,不咋检查。为了少惹麻烦,我就自作主张,给你改了。这样他们就不会乱来了。这也是我到公安局办护照时,那个验照片的警察正好我认识,她先发现你的照片不象男的,说我为你填表添成了男的,有问题,让我改的。我还让她找人给你办了临时身份证,你原来那张我给你收好了,你放心吧!这也是为了咱过货方便呀!”
“不行!这是什么事儿呀?就为了倒腾这点货,还不知道赔挣呢,就把我的性别给变了?”这么些年来,我为我不象男人深深地苦恼,二十八、九了,还没有女朋友。我已经对此绝望。谁知有了这个女同学交往了,竟然把我从法律上“变”成女了的,我生气了,对她喊。
“人家这不是为了方便吗?你说说,你的长相,你的举止,你的语音,哪一点象男人?你二十好几了,连胡子都没有,你不是也说过,在边防检查站让人家给扣了半天,瞪俩眼把你当女的,说你身份证、边检证和你本人不符吗?管他男的女的?能挣钱就是好的。怎么方便怎么来,反正边检也不让你全脱光,你怕什么?咱有护照,到时候你跟住我走就行了。”面对如此安排,我还能说什么?也只好默认了。其实,不怪人家说我,我除了胸小一点,模样和女的相差不了多少。这点我也知道,可咋好认可呢?张燕要给我涂点口红,我说啥也不答应,她只好作罢。
别说,女人的确占有优势。看着在边检时,对男人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呵斥,我相对而言可是轻松多了。只要对着毛子哥甜甜地一笑,毛子哥很快就放行了。渐渐地,次数多了,脸儿也熟了,甚至都不怎么检查了。不过,张燕每次还是会给这几位老毛子大哥一点小礼物——沟通感情嘛!
从苏联回来,带回来的呢子大衣、工艺品、咖啡壶等等也同样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以货易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一个寒假,我们就挣了若干(具体多少?保密!)张燕甚至都不愿意上班了,直到他们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想想我在单位干一个月,工资仅仅58元,还不够在这里赚小半天的,真没劲。
以后,她工作时间继续上班;我继续上我的课。星期天照样过货,但旅游鞋卖不了了,因为这些鞋的质量实在差劲,毛子老大哥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星期乐”,意思是这种鞋只能穿7天。我们的“信誉”就是这样,在优与劣的商品中摇摆,但我们是勇敢者,走出了国门,成了中苏关系解冻后边境易货贸易的开拓者,也是以货易货的首批受益者。虽然我“变了性”,但数着大把的人民币和成捆的卢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在校上课时,我只穿甲克、长裤。而过货时,我也尽可能穿保守一些的、中性一点的衣服,从不穿裙子,以免不留神走光。过货的时间一长,我也习惯了穿女装。为了使我更象女人,张燕有时会在我脸上化个淡妆,还时时提醒我注意形体姿势,比如坐态、走姿、吃饭、说话等等。在青河,除了张燕认识我,再就是学校的同学认识我,可除了张燕,谁又能想到我已经“变成女人”了呢?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我已经结束进修,毕了业,该回单位上班了。
在回单位之前,我和张燕抓紧时间又跑了一趟,这回已经不再做劣质商品了,我们开始倒卖服装和化妆品生意。
在苏联荷市边检大厅,被一个俄罗斯女记者粘住了。虽然经过易货贸易,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俄语,但真的和俄罗斯姑娘谈起来,别提有多蹩脚了。倒是张燕机灵,她提议说要她跟着我们随访,看我们怎么做生意,而不是影响我们做生意。女记者欣然同意了。她有意拉开了距离,但不是很远,我认为她完全能听到我们的吆喝和侃价。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她也会见缝插针,问上几句。
在我们回国的时候,女记者已经与我们很熟了。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娜达莎。
离开青河前夕,张燕拿来一份俄文报纸,说是上面登载着娜达莎写的一篇文章。我也不懂俄文,只看见一张很大的照片,是我和张燕的。

1989年是一个多事之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动乱,苏联解体。边境贸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重大的影响。
我回到单位,领导已经换了。我担任政工干事,无所事事,工资稍有见长,但我已经不屑一顾了。
张燕托人捎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说她准备辞职下海,问我怎么打算?
此时的我也正有此意,于是向单位提出了停薪留职的申请。领导以为我因转干没转成的缘故记恨哪个领导,还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解释了半天,总算释去了他们心中的疑问,只是说我有政治前途,下海经商可惜了等等。我知道说这些纯属客情,所以也不想多说,只是感谢组织以及同志们对我的帮助等等。我回宿舍收拾一下,然后又去拜望了以前对我有恩的婶子、大娘,第二天就去了青河。
此时的青河边贸正陷入低谷。我和张燕一商量,决定不再去俄罗斯,就在青河做服装生意。听人说西柳的货便宜,我们决定去一趟试试。
正在这时,张燕的父母工作有了变动,要调到某地级市担任重要职务。张燕不想走,她的父母又舍不得,便又催她找对象结婚。张燕与我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俩彼此已经离不开谁了。一天,张燕神神秘秘地领我到商场买了一堆我穿的西服、领带衬衫等,叫我穿上。说实在的,自打开始做生意,我穿的都是中性的服装,或者偏女性化的服装,还从没有穿过西装。今天冷不丁穿上西装革履的,浑身不自在。尤其是领口系个领带,箍住了脖子,真的好难受。不过,镜子里的我还是蛮英俊的。
路上,张燕告诉了我。原来是让我当上门女婿。我急忙说不行,她急了,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我知道我是老姑娘,配不上你,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你就走吧!”
我从小失去父母,自然不敢奢望过她会喜欢我、嫁给我,因此,这无疑是一个晴空霹雳。面对这样一位喜欢我的好姑娘,我还说什么呢?大街上的我只能紧紧攥住她的手,一阵阵电流在我全身激荡。
为了让我显得有些男子汉的气派,张燕带我去了一家青河最出名的理发店,把我的头发修理成当时最酷的发型。在镜中,原本一张妩媚的脸,渐渐被一头盖过耳朵的长发所掩盖,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张燕又拿出一支眉笔,把我的眉毛描了描,显得粗黑有形,再一看,真的有点风流潇洒呢!
在她家,她的父亲只是礼貌性的聊了几句,她的母亲可是盘根问底的,就象公安审罪犯似的,令我十分不自在。我双手卷着衣角,浑身汗涔涔的,好紧张。也许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到姑娘岁数已经不小了,也许是张燕事先做了工作,虽然对我并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最终答应了我和张燕可以继续处,继续考验。我和张燕都非常高兴,张燕甚至不顾父母的存在,搂着我猛地吻了一下。
从西柳上货回来不久,我和张燕履行了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手续,并在十·一国庆节趁她父母返回青河过节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之所以简单,一是她父母是领导干部,而且已经调离青河,不宜大操大办;二是我在青河没什么亲戚、朋友,也不愿太张扬。尽管如此,婚礼上来宾仍有三、四百人,除了她父母的朋友、同事,还有就是张燕的朋友和原来单位的同事。
婚礼上的新娘子是那么地妩媚动人。相对于她,我更象她的男装伴娘。婚礼仪式结束后,张燕的几个女同事叽叽嘎嘎的,把我和张燕分开,企图给我化妆,结果被张燕嗔骂一顿都跑了。
新房就是她父母留下的房子。
累了一天,我很疲惫,简单地吃了口饭,向岳父母问过安,就回到新房想歇息。可是新娘子的兴奋依然未减,枕着我的胳膊,用手在我的鼻子、眼睛上指点、画圈。我禁不住她的挑逗,也不困了,就紧紧抱住她,生怕她跑掉一般……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张燕已经起来去做饭了。我匆匆起床、收拾房间,出来见过岳父母。张燕一边端饭菜上桌,一边招呼我们吃饭。岳母象是对岳父说,又象是对我说:“瞧这丫头,嫁了人了,也知道做饭、侍侯人了,以前可是啥也不干。”张燕接过话头,说:“那当然,现在是人家的媳妇儿了,能不主动吗?”
饭后,我帮着张燕拾掇碗筷,在厨房,张燕悄声对我说:“你真行,昨晚你整了六回,每回都让我兴奋。”
“小点儿声!”我急忙四处瞅瞅,生怕被岳父母听见。
“嘻嘻!小样!胆儿忒小了,他们听不见!”她小声说,“这下你过瘾了,可把我害惨了,现在我的小肚子绑丁[绑丁:地方话,总,经常的意思]疼,你得赔我。”
“怎么赔?”我问。
“一会儿你听我的。”她狡诘地说。
她父母趁节假日休息,要与老干部、老同志、老同事交流交流,要出去。临出门告诉我们说,中午不回来吃饭,做饭别带他们的份。
张燕把我拉到新房,把我按到梳妆镜前坐下,说:“昨天我做了一天新娘子,今天也让你尝尝当回新娘子。那天照婚纱像,我看你直咽口水,看你眼馋的。”
我心里一阵激动:“还是我媳妇儿知道我的心。”我心里想,但嘴里却说:“别扯,咱俩身高不一样,别把人家衣裳给撑坏喽!”
“没事儿,撑不坏,你又不胖。”
她拿来一条洁白的小内裤、一条肉色连裤袜、一个新的白色蕾丝乳罩让我一一穿戴上,还在乳罩里塞了两块软布。然后又帮我穿上她租来的这件洁白的婚纱。当她为我戴上并梳理好假发的时刻,我从镜子中看到了一个挺直胸部,膨大的裙摆衬着杨柳一般孱弱细瘦的腰身的女人,顿时觉得我好幸福,脸颊腾地红了。
“哟!这不挺好看的?也不用化妆了。”尽管她说不用化妆,她还是细心地给我盘好头发,然后描眉、画眼影、上睫毛油……戴上各种首饰。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流水一般的长假发,粉白中透着红晕的面庞,天生长长的眼睫毛映衬着我天生的双眼皮,更使眼睛显得熠熠生辉。红红的小嘴非常的性感。削瘦的肩膀,高挺的胸部。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新娘。张燕把我拉起来,转了一个圈。“好哇,比我穿着还好看,你真是个美人坯子,托生成男的白瞎了。”说完,她象一个男人吻一个女人那样狂吻了我很长时间……
说实在的,我长的白白的,早在林场时,就有大娘说过,我长的象我母亲,只是比她高了些。我虽然再也见不着她了,也没有一张她和父亲的照片,但我能想象出她的音容笑貌。
“就这么穿着吧!不许换。”张燕领我在室内各屋走动,让我领略婚纱给我带来的快乐和羞涩。一会儿又抱紧我,我也紧紧抱住她,可镜子里分明是两个女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亲吻。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张燕打电话到饭店,订了饭菜。我们又开始了激烈的“游戏”。闹累了,房门也响起敲门声。原来是送饭的来了。张燕去开门,我躲在新房中不敢出来,直到送饭的走了。为了吃饭时不把婚纱弄脏,我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婚纱。我想,这也许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穿婚纱了,心情不免一阵难受,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饭后,张燕又拿出一套火红的结婚套装:偏襟的红袄和红长裙。红红的小袄穿在身上,映衬得脸上也红扑扑的。因为我比张燕略高一点,而且腿长,裙子下摆刚好盖到膝盖下,不象张燕穿时直达小腿肚。张燕又拿来一双崭新的细高跟红皮鞋。我穿上大小正好。原来这是一双39号的,是她特意给我买的(她穿38号的)。尽管这双鞋穿着有点累脚,却使我自然而然地翘起臀部,挺起了高高的胸。因为鞋跟高,我还不太适应,张燕只得搀扶着我在客厅里来回地走。

婚礼之后的第三天,她的父母就走了。
与其说我和张燕是夫妻,不如说我们更象姐妹。我稍长4个月,同岁,但她才象姐姐,我喜欢按照她的旨意做事。家务事由我俩共同做。由于是度蜜月,所以没有去卖货。这段时间,她陆续从店里拿回各种女式服装给我,让我在家里试穿。白天我一般都穿着女式的衣装,到晚上,就换上睡裙。张燕也不知从哪弄来的避孕套(当时青河的社会还很封建,在我的印象里,除了计生服务站,还没有保健商店,而其它商店里是没有的),里面灌上水,塞在我的乳罩里,还真挺象那么一回事。
我们这里是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多变。春季风大干旱、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冷凉短促、冬季严寒干燥。由于其特有的气候条件,当地人一般没有天天洗澡的习惯。我也一样。结婚之前,基本是一周才洗一次,而且是到那种便宜的澡堂子去洗。
自从结婚以后,条件好了,我养成了每日洗澡的习惯,不论多忙,每晚临睡之前,必须先沐浴,之后,要遍身涂抹护肤美乳。由于洗得勤、护得好,皮肤也就越来越白净,越有光亮,越有弹性。
大约又过了一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不等蜜月过完就继续做上了生意。当然,在青河,我做生意时是不能穿女装的。可能是经验不足,也许是边贸“大气候”的原因,我们的生意不好,这一次我们没赚到钱,剩了很多货。所以,我俩一商量,干脆“挥泪清仓大甩卖”,重新上货。大概甩了七、八天吧?我们就出门上货去了。
我穿了一件黑色尖领女衬衣,套了件张燕特意给我织的黑色针织羊毛线带镂花的鸡心领毛衣,左胸部绣了一朵红色的玫瑰,黑色的俄罗斯长裙裹着纤细的腰身和微微翘起的臀,深灰色的加厚长筒袜裹着两条匀称细长的腿,黑色的高跟鞋,外面穿的是貂皮领的灰呢子大衣。原来的男性的稍长一点的发式被张燕一梳理,变成了女式的短发。这样的装束,使我显得清丽、高贵而神秘。张燕的穿着我一样,不同的是她的那朵玫瑰绣在了右侧,头发也稍长一些。说这才象姐妹。她给我带了两张身份证——一张是李湄的,标注我的真实性别——男,以防不时之需;另一张是李梅的,上面有我的另一个性别——女。出门没有带什么东西,甚至换用的衣物都没带。张燕说了,只要带够了钱,到哪儿还买不到东西?
那时侯,青河通没通火车,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们是坐汽车,先到凤镇才换乘的火车,这一次,我们没有直接去西柳,而是先到了省城。
晚秋的省城正如公园里的树木一般色彩斑斓。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这话一点不假。省城的姑娘小伙都时髦、敢穿。这时正值农历九月初,夏装妖侥、秋装妩媚、冬装也决不臃肿,真是五彩缤纷,纷纷登场。
我们直接来到地下商业街。在那里,我们认真考察了服装的市场需求,分析服装发展的未来趋势。看着人头攒动、擦肩接踵的客流,我们真是羡慕死了。我对张燕说:“要是我们能在这里有一席之地该多好。”
张燕似有所悟,喃喃地答道:“可不是嘛!要是……”她眼前一亮,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对!我们不在青河做了,上这儿来做,专卖女装!”
我们几乎天天往地下商业街跑,选衣摊,兑衣店,看商品,找货源、办手续……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可心地盘下了一个柜台,可价格也确实不菲。然后转回青河,兑掉了我们在市场的服装店。我们是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此外我们还在省城的地下商业街附近楼群中租下一套楼房,作为我们的栖身之所。
为了多赚些钱,我和张燕商量好,暂不要孩子,等有了一定的积蓄,在省城买下固定的居所再做考虑。

平日里,在家,我们是一对夫妻,也是姐妹;在地下商业街里,我们是“合伙人”,还是姐妹。这期间,张燕领我到美容院,给我打了耳孔、修了眉毛。还到首饰商店买了两套一模一样的耳环、项链什么的,说这是鸳鸯首饰。还买了一对假乳给我粘在胸部。为了推销女装商品,我和张燕每天都要穿上最流行的时装,一边做模特,一边给顾客试衣服。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洗过脸之后,自然地换上随便一点的女装,做家务……到了晚上,会换上时髦的衣装与张燕象一对姐妹,徜徉在大直街、中央街……的人行道上,慢慢地,我已经习惯了异装的生活,仿佛我天生就应该穿那些女装。而我自己,除了晚上会用上男性专有的性器,与张燕共享那人性之乐,也基本上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在地下商业街,除了张燕,没人知道我是个男人。我俩和邻近的摊主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彼此互助。
有段时间,张燕来了小病,不舒服,我只好一个人去地下商业街做生意。每天清早起来,我要拔掉稀疏的几根胡须,然后象女人一样,梳洗化妆,穿上女性时装,然后去地下商业街卖女装。一个人的生意很忙活,常常顾不过来,一不注意,就会被“顺”走商品。因此,张燕只休息了5天,就和我一起做生意。
一天,对过的双姐把张燕叫过去,扒着耳朵说话,只见张燕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没背过气去。附近的摊主、顾客都被张燕的笑声吸引过去。双姐愣眉愣眼、不解地傻看着,问:“你个死丫头,乐啥呀?”
我也很纳闷。张燕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转过来抱着我问双姐:“哈哈哈哈……,娶他?”
双姐认真地说:“嗯呐,人家是这么说的呀!”
我迷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呀?”
张燕在我耳边告诉我,说:“人家工商所小顾看上你了,要娶你做老婆。”
我大吃一惊:这怎么行?旁边的王筠、李桂霞都过来打听,张燕说:“有人看上我们家小梅了,要娶他!”
“谁?”“是谁这么有眼力?”
双姐使劲眨么眼睛,不让张燕说。张燕会意,辄过来说:“扛包的老包头。”
老包头已经50多岁,囔囔不膪的。大家都以为是开玩笑,于是取笑我一会儿也就散了。
我暗自回想:怪不得小顾最近总到我们摊前转悠呢?还总帮助我们维持。——原来是无利不起早哇!要说这小伙子真不赖,据说是工商局的高才生,毕业分到所里才3年就当了副所长。虽然快30了,可在城市里并不算大龄呀!对人和气,服务也不错,在我们这里很有口碑的。人长得也不错,高高的个儿,挺英俊的。可惜我是个男人(我还象个男人吗?),不然,嫁给他真可谓“郎才女貌”。然而我毕竟是个男人,我怎么可能再嫁给一个男人?拒绝吧?又怕伤了人家的感情,更怕因此得罪人家,将来生意不好做。我该怎么回绝这个年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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